安妮宝贝:小资文学何时谢幕

黄平

《春宴》

安妮宝贝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年8月第一版

372页,39.00元 

在所置身的时代,我像一个来到异国他乡的人,没有根基。

——《春宴》,第17页

  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无论哪一个人,“腔调”都是高度相似的,跳不出抽象的、本质化的安妮宝贝式的“人生观”。对应于此,安妮宝贝的标志性句式,是高中语文老师最欣赏的排比。如何让其实无法深入的议论显得富于文采?就在同一个层面展开不同的侧面吧。

  黄 平

  《春宴》开篇,作家“我”选择离开上海去“岐照”——很容易推断出以开封为原型,但具体在哪里对安妮宝贝这样的作家并不重要——写作。一路颠沛,“我”仍然不忘在出租车上提出至少北京出租车司机不会同意的要求: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承认自己兴趣狭隘。在出租车上如果听到电台播新闻,一定要求关闭。我不关心前赴后继与时俱进的一切。略带封闭的生活有其必要,从而过滤掉多余的资讯、概念、观点、见解,及一切以种种面目出现的俗世方式和规则。物质再昌盛,科技再发达,不能让人感觉到作为自我存在的真实质地。人类虽试图做出种种狂妄和幼稚的逃避,但地球上任一区域的人,不管他在摩登都市还是在天涯海角,在生命存活前提下,必须关注的问题,只能是如何发现并面对自我结构的真实性。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只有联系要求关闭电台新闻这个近乎滑稽的动作,才能更好理解拗口的“自我结构的真实性”。安妮宝贝在《春宴》中希望描绘的,正如她在每次采访中都要强调的一样,是作品的“精神内核”。 她一直在努力地强调:“对于作品,其独特性生发自它的精神内核,只属于个体,只能来源于个体性存在。字词或风格可以被大量模仿,内核的表达只有一种。它是无法被替代的。”

  对安妮宝贝,常见的揶揄,是她对物质细节的耽迷。有论者梳理过,典型的安妮宝贝笔下的主人公,要喜欢哈根达斯冰淇淋,卡布其诺、蓝山咖啡,日本料理,爱尔兰音乐,欧洲艺术电影,杜拉斯,村上春树,蓝色鸢尾花……安妮宝贝对自己女主角的概括更是出名:“她们一般只有两种装束。夏天是白色的棉布裙,光脚穿球鞋。冬天是旧的仔裤,黑毛衣和大大的男装外套。头发是长的,有时候会扎松松散散的麻花辫子。”这种类型化写作,自然难免招至非议。《春宴》中棉布裙或是漆黑浓密的长发再现(网友整理如下——主角庆长:头发浓密漆黑、赤脚穿球鞋;庆长母亲:发丝乌黑,赤脚穿绣花鞋子;贞谅:长发,棉布衫;信得:浓密长发;信得对自己家人的想象:头发浓密漆黑……),有网友调侃道:“那些人过了十多年了,也不换换衣服,还是棉、麻、灯芯绒。”“棉布衫因你而脱销十几年了吧。”

  不过,安妮宝贝对“物”的执迷,不是拜物、消费主义或是在一个市场化时代谋求畅销这么简单。她的落脚点,落在“物”的文化象征上,重视赋予“物”的格调或情绪。她一直反感被视为商业作家,比如她曾讥讽批评者:“因本身经验和感受的有限,关注于情节的细枝末节,拿人物的打扮和身份等话题来一味说事,这很可惜。他们揪着一些皮毛,却触摸不到其中血肉。”她强调:“我的书不是言情,不是简单的感情故事,也并不只写男女情爱。书的探索范围很广,包括人性范围里的一切情感和精神内核,有冲突、矛盾、挣扎、自私、光明、黑暗、占有等种种形式和表达,如果用言情的角度去读,会忽略掉作品更深刻的内涵。”安妮宝贝自己最最看重的品质是,作品承载作者的精神世界和哲学观。所要表达的东西会涉及对人性和事物理解的各个层面,读者需要参透表相,感受内在。

  笔者同意安妮宝贝的自我辩护,但好奇的是,这个内在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作为一个老实的书评人,恶补了安妮宝贝《十年文集》,细细地读完《春宴》,自忖多少有点了解。且先回到作品自身,写得好坏姑且不论,必须承认,安妮宝贝的作品是高度风格化的。比如——先从最小的地方说起——她对句号、逗号执拗到铺天盖地的使用。经常被举例的,是她被视为处女作的《告别薇安》,小说一万两千余字,一百九十个段落,算下来平均六十个字就是一段。其中一个句子作为一段的有五十八处,约占三分之一。在篇幅类似的《八月未央》中,除九处使用问号、五处使用省略号、四处使用感叹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均为逗号或句号,未使用冒号、引号、分号、顿号等其他标点符号。

  在杜拉斯等作家的影响外,安妮宝贝这种切割文字的方式,使得文体有一股清冷的味道,叙述人仿如局外人,冷冷地观察、叙述发生的一切。这其实暗合于都市观众的视觉经验。有论者指出过,一段人生被切割成若干片段,像一个个分镜头,组装你我聚散、人生悲欢。片段与片段间,交流切换,把“我”的自白,组织成不同人物之间纠葛复杂的感情。并不意外,王家卫的公司购买了安妮宝贝的小说故事。

  不仅仅是这种局外人式的叙述节奏,更有意味的是,安妮宝贝故事中的人物,在情节不断展开的同时不断反省。她们始终能够跳出自己的生活,仿佛局外人一般,把自己作为一个客体而冷静打量。不过,这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多声部交织的“复调”又不一样,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无论哪一个人,“腔调”都是高度相似的。在这个意义上,安妮宝贝的人物能够跳出具体的、千差万别的生活,但跳不出抽象的、本质化的安妮宝贝式的“人生观”。

  对应于此,安妮宝贝的标志性句式,是高中语文老师最欣赏的排比。如何让其实无法深入的议论显得富于文采?就在同一个层面展开不同的侧面吧。仅仅在《春宴》中,安妮宝贝式排比至少出现过一百处以上(笔者可以列一张表格出来)。就以一共有四页的《春宴》自序为例,安妮宝贝×、×、×、×这类句式,在每一页都出现过,频率极高。比如第一页,“若缺乏人的参加、介入、发言或行动,万物照旧寡言兴盛”;第二页,“喜悦,抚慰,需索,依赖,分隔,决裂,性爱,自我发现,寻找,放弃,宽恕……种种组成试图让人明心见性”;第三页,“深邃,错落,明暗对半。这同时也是一种美”;最后一页,“爱没有对错,真假,是非。它是人对自身的探索,实践和验证。它不持原则,无需评断。它最终是一种洞悉,一种原谅。”

  这种大量名词的堆砌和自我指涉,不是讨论,而是展示。这是堪为典范的小资美学:仪式化的、华美的空洞。就像白领阶层的恶趣之一,挑一个微雨的下午坐在衡山路的咖啡馆里,手执一卷“有腔调”的著作,张爱玲或是《莲花》。这不是读书,而是显示自己在读,自己的品位、格调、修养,一种镜像式的幻想与意淫。十多年前的安妮宝贝,在访谈中曾不经意地承认,“我是个自恋的人。有水仙花情结。”

  这注定了安妮宝贝的写作无法及物,无法和现实摩擦,而只能讲述书面上的故事。《春宴》中交叉两个故事,一个是“我”正在写作的小说,书里的故事;一个是远方读者的来信,信里的故事。无论是周庆长的书中故事,还是沈信得的信中故事,都严重缺乏“生活实感”。比如这段对白:“她询问她,你可喜欢琴药。她说,喜欢。贞谅又问,我可否恋爱。她说,可以。”谁能想到,这是母亲在问自己女儿我可否结婚的对白。而且这个“琴药”,是一个神话般的工人,笔者不知道是否还能用“工人”来称呼,这个人“赌博为生”,输了就帮人在园艺或建筑项目中干活挣钱(他无所不能,木工、园艺、刷墙、修车……)。偶尔为信得和母亲做顿晚餐,这个民工兄弟做的是:海鲜汤、三文鱼奶酪意大利面,甜点是烤苹果配冰激凌。

  这个细节可以代表全书,《春宴》是玄想式的小说,其情节无法通过现实经验来印证。和注重“故事”的商业小说相比,安妮宝贝的作品确实不那么“大众”。为安妮宝贝辩护的学者,比如著名学人、《大方》编委止庵先生有一个很巧妙的辩护:“平心而论,安妮宝贝其实是个小众作家,只是她的作品被大众所阅读罢了。”

  回到问题的根本上来,《春宴》惊人的销量所对应的“小众”——出版方宣称首印百万——才是理解安妮宝贝的文学乃至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笔者实在找不到更准确的词汇来指认这个群体,只能流俗地继续称其为“小资”。

  不在于如何命名,问题的关键在其背后,安妮宝贝的美学,对应于这个阶级在历史中的位置。这一群体确实分享着当代中国的发展成果,比如安妮宝贝的人物往往生活在“上海”;但这种分享,却是以“高级劳动力”的方式来分享的,没有任何组织成共同体的权利或文化(至多是“豆瓣·同城”式的文化聚会,个人依旧是离散状态的),被市场体系置放于这样或那样的“流水线”。甚至于,带有解脱意味的、工作时间之外的“消费”,也是完满市场体系的最后一个环节。

  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在安妮宝贝笔下作为神话的“个人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这是一种对个体的切分、隔离、利润最大化的方式。顺理成章,“孤独感”弥漫于安妮宝贝所有作品。但很微妙的是,安妮宝贝认为这种“孤独”和现实无关,是人性中亘古不变的,她称其为“宿命”。“写作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对这方面可能持一种消极的态度: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始终有疏离和坚硬的本质,很难靠近,也不能互相理解。”在具体指向上,作者归结于童年创伤。历数她出道十年来的作品,几乎每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内刻着童年创伤经验。这种创伤需要心理医生的治愈,《春宴》结局,周庆长遇到了华裔德国心理医生宋有仁,飞往瑞士,结婚生子,过上中产阶级式的隐居生活。

  尽管无法在根本上摆脱“孤独”,但在安妮宝贝看来,爱情至少是一种挣扎——自然,这种爱情只能发生在阶级内部,比如许青池的形象,海外移民、外企高管、经济丰裕、英俊优雅、富于精神上的理解力。凭借中产阶级的爱情,希图获得人与人的联结,这种疏离历史情境的爱或婚姻,终究无法克服结构性的宰制。安妮宝贝的爱情,只能以“破碎”终了,她喜欢用的比喻是镜子碎裂,幻觉到最后只能是幻觉。

  故而,理解安妮宝贝,不是在故事的层面上,安妮宝贝自己也承认,“我写的小说,故事基本都简单,大概几千字就可说清。”关键点还是她引以为傲的“精神内核”:“所有的小说都是有自己的情节部分和试图阐释的哲学核心。我不觉得这些批评触及到核心。”安妮宝贝的“核心”,在于以自我感伤、自我阐释的自恋文体,准确描绘出小资一代作为历史孤儿的漂移。作为征候,安妮宝贝作品中的女孩子,都是没有“父亲”的,她们爱欲纠葛的一生,苦苦寻找一种确定性。安妮宝贝对这个根本的确定性又无法解释,她只有相信,这种残缺与空洞,是人性的真相:“显示出各自本质的凛冽和空洞。”

  拓宽历史的视野,值得注意的是,小资美学在近一两年的代表性作品中,纷纷迎来象征性的谢幕。比如王朔-冯小刚《非诚勿扰2》中产阶级“人生告别会”,无处不在的“衰老和死亡的阴影”;郭敬明《小时代3.0》小资产阶级惨烈的集体死亡,大火焚毁了“上海梦”。“酒喝完,食物吃尽,人生虚无着……一场春日宴席接近尾声”:安妮宝贝执念于“除却写作,我的生活空无一物”,殊不知“空无”也是生活的倒影——大时代的局外人:

  写好这本书,我确认自己写过的所有小说,其实都只是一个人的故事。所谓的边缘人,在所置身的时代里不合时宜又一意孤行的人,他们是时代的局外人。 ■

原载:《东方早报》201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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