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三种叙事向度

李志孝

                  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三种叙事向度

                               李志孝

 

在底层文学创作中,知识分子作家在表现底层生活的时候,是站在何种立场观照底层民众的思想、情感与愿望的?选取了怎样的叙事向度?这是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综观大量的底层文学作品可以发现,新文学所开创的启蒙叙事、左翼叙事、民间叙事传统仍然是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宝贵资源。不同的是,如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鲁迅的创作是一种典型的启蒙叙事,茅盾的《子夜》是标准的左翼叙事,沈从文的《边城》是地道的民间叙事的话,新世纪的底层文学作品却很难简单地将之归于某一种类型,更多的作品兼有两种或三种不同的叙事话语。但也因此更凸现了新时代文学的特征,表现了底层文学主题的多样性。

 

一、知识分子立场与启蒙叙事

     在众多的底层文学作品中,不论是书写底层的苦难,还是表现底层的情感、心理,亦或是表现底层的人情人性之美,作家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因而在揭示底层生存困境的同时,也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在这一点上,底层文学接续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叙事传统,将底层的愚昧、落后甚至野蛮的一面展示出来,而且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比如罗伟章的《我们的路》,15岁就出外打工的春妹,被骗失身,带回了一个小猫似的私生子,本想回家能得到些温暖,慰藉受伤的心灵,但家人给她白眼,村人议论纷纷。她不仅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反而成了人们无聊的谈资,那情景与鲁迅笔下的鲁镇别无二致。作家借叙事人(也是小说主人公)郑大宝这样反思:“故乡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是那样淳朴,可现在看来,他们无不处于防御和进攻的双重态势,而且防御和进攻没有前和后的区分,它们交叠在一起,无法分辨。无论处于哪种态势,伤害的都是别人,同时也是自己。对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在骨髓里是同情的,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遗憾的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他们总是习惯于对不幸的人施放冷箭,使不幸者遭受更大的不幸。他们误以为这样做就能够突显自己的优越,从而远离不幸……”。刘庆邦的《卧底》通过一个记者周水明在一家黑煤窑卧底经历的描写,一方面揭示了窑工们牢狱般的生活和资本强权的凶残、暴虐、毫无人性,同时也对窑工们的冷漠、自私、麻木以及缺乏法律意识、不思反抗进行了同样触目惊心的揭示。当周水明动员窑工们团结起来和窑主斗争时,他们表面上并不反对,但一到窑上就把周水明出卖了,他们以为自己得到了一个重大的交换条件,希望以此能让老板放他们走。那些个别侥幸逃跑成功的窑工,一旦跑出去,就回家了,谁也不提他们的遭遇,自认倒霉。这些人生活在地狱之中,但对自己的同伴缺乏应有的同情、怜悯,麻木地生活着,冷漠地对待他人,没有一点法律意识,更谈不上自我意识。在王十月的《国家订单》中,周城谈到自己曾为了维护农民工的权益而积极奔走,但最后,胜诉的农民工拿钱消失,不付代理费,其短视、见利忘义的一面表露无遗。小说中还写到了农民工张怀恩这一形象,这个人在工厂将要倒闭的时候,用威胁的方式索要工资,而一旦受到重用,他立即改变形象,积极响应,甚至不惜累死。农民工的善良、真诚和容易受诱惑、被收买的本性,在他身上都有典型的表现。在曹征路的《豆选事件》、荆永鸣的《老家》、高菊蕊的《生长的月亮》等反映农村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中,都写到了当权者贿选,而农民却把自己宝贵的民主权利毫不惋惜地踩在地下,金钱世界的交换原则在乡村盛行,真让人感叹不已。

底层的生活是艰辛而困苦的,他们有令人同情甚至尊敬的一面。但底层的“劣质”,他们思想的麻木、愚昧,同样是客观存在的,提高他们自身的素质,是避免悲剧命运的必然之路,启蒙也就仍然是作家刻不容缓的使命。二、阶级立场与左翼叙事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带有鲜明的政党色彩,“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方法来描述生活、分析生活是左翼文学的叙事特点”。[1]而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中,当阶级性、人民性等内容被作为“人性”的对立面从文学中剥离出去之后,文学便缺少了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陷入到了一种自赏自慰的虚幻的审美和娱乐之中。可眼下的现实是,“阶级斗争无疑已经弱化,但新的历史时期依然存在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现行社会中似乎一时还找不到恰当的表达话语。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出现受苦受难的阶级,但现实是原来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脱去‘领导阶级’的光环,重新还原为社会底层。这与社会主义的权威话语描画的历史图谱不相协调”。[2]事实上,“现实生活已经为底层文学提供了最大的生活资源,也为其中的新左翼文学精神提供着精神之魂的铸炼”。[3]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中,一些作家已敏锐地抓住了生活的这种变化,因而在许多作品中表现了对左翼叙事立场的有意识的恢复。

曹征路的小说在这方面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那儿》中,“小舅”作为工人领袖,把矿机厂看成是三千工人的家,因而他发动工人抵制卖厂,他对工人喊出的是“工友们,老少爷儿们,兄弟姐妹们”,其口气与人们的历史记忆是那样相似,他说:“有人要出卖咱工人阶级,侵吞咱国家财产,咱眼看就无家可归了。”在小舅的意识中,保护工厂就是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就是保护国家利益,其主人翁的精神很让人振奋,也让人感叹。《霓虹》中下岗女工沦为了妓女,而厂领导却当嫖客,他在玩弄了倪红梅之后,给了对方五百元,这便是他答应“帮”对方的方式。小说也写到了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力量。这是残存的阶级意识所焕发出来的力量,在这里,小说使读者看到了希望。《豆选事件》中“豆选”这种方式,本身就联系着人们的历史记忆,而方继武组织村民建立护地队,反对村长随意卖地,积极参加竞选,团结“小字辈”年轻人,更是与我们熟悉的左翼文学传统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曹征路一方面继承了“左翼传统”,另一方面也没有将当前现实的复杂性简单化。例如《那儿》虽讲述的是阶级抗争的故事,却也充分表现了当下社会的利益原则和资本主义的商业伦理对人们的深刻影响;《豆选事件》虽然写了方继武与村长方国栋的“政治斗争”,使人看到革命历史中某些农民英雄的影子,但也通过方继仁这一形象说明了农民的复杂性,而菊子的死又说明了历史进步所应付出的代价,小说还暗示了历史反复的可能性。长篇小说《问苍茫》“不但采用了传统‘左翼文学’《子夜》的‘社会剖析’模式,还嫁接了‘革命文学’《青春之歌》的‘道路选择’模式”,[4]“可以作为‘新左翼文学’的一个代表性作品”。[5]

刘继明的小说《茶鸡蛋》中的何幺婆当年曾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丈夫何大奎是农会主席,丈夫临终时曾对她说:“幺姑,你记住,以后无论世道哪样变,你都不要忘本……咱们好不容易挺直腰杆子,可决不能轻易再弯下去咧。”然而如今只能靠卖茶鸡蛋度日的何幺婆又不得不去看当年他们的仇人地主黄聚财的儿子黄老三的脸色,因为那个不务正业、偷鸡摸狗的黄老三已经“摇身一变,成了闻名四乡、腰缠万贯的大款”。可是何幺婆所得到的只是一顿羞辱。这种人世的沧桑作家并不是用民间视角去展现的,而是站在阶级立场上揭示社会对个人命运的强大笼罩。对农民来说,如何让挺直的腰杆子不再弯下去,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刘继明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和一个阶层的悲剧。

左翼叙事的恢复,既是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也是对革命记忆的精神重访。而作家对现实复杂性的揭示,又使这些叙事避免了简单化的毛病和单纯的意识形态诉求,有了新的社会历史意味和审美内涵。

三、民间立场与温情叙事

所谓温情叙事,用批评家牛学智的说法,就是“由本质上的社会视角转向个人化的民间视角,由尖锐的思想对话转向温软的回忆性体验”,“从现实的批判转化成情感的发掘,再把这种情感形式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认为“温情叙事是底层叙事的高级形式”。[6]如果我们抛开牛学智所指出的这类作品所隐含的思想退场的危险不提,单从作家的叙事向度上去考察,就可以发现,这种从民间立场出发的温情叙事,确是近年底层文学中一个非常突出的叙事模式。郭文斌、刘庆邦、范小青、迟子建等人的许多作品就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郭文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以儿童为叙事对象或从儿童视角展开叙事的小说,如《大年》、《吉祥如意》、《点灯时分》、《玉米》等。《大年》犹如一篇洋溢着乐观态度和欢悦心情的叙事诗篇,通过对备年饭、写对联、泼散、祭灶等民俗事象的叙写,通过明明和亮亮两个孩子的感受,写出了乡土中国百姓日常生活中蕴含的欢乐和幸福,那虽然贫穷艰辛却又充满关爱的人间真情。《点灯时分》写一个普通人家四口人过灯节,做灯、点灯、看灯、守灯,娘怎么说,爹怎么说,姐弟俩如何逗笑,缓缓道来,引读者进入到一个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不灭的灯”,但人们还是要在每年的灯节点这种明心灯,只要心中的灯不灭,就不怕失去方向。郭文斌写底层,不渲染苦难,而是写人们面对苦难时的态度,在充满温暖和诗意的描写中,呈现民间社会日常的一幕。

迟子建的“温馨和体贴就像阳春三月的阳光,柔和而又温暖”,她“以一种女性的细腻和积极的姿态去捕捉生活中每一缕阳光的世界观,带给我们一种新的审美场景”。[7]她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写了矿难、车祸、医疗事故、嫁死的荒诞婚姻,金钱支配下的生命毁灭与肢体的残缺,可以说深入而真实地叙写了可怕的生存现实,使这部小说实实在在地成了“底层叙事”,但一种超越悲伤和苦难的胸襟,一双慈目,包容和照亮了最不堪入目的底层生存,小说也因之有了一种浪漫的诗意,充满了温情,也给人心灵的启迪。葛水平的《喊山》中那个名声不好以至于连媳妇也娶不上的韩冲,当炸獾时误将腊宏炸死后,在处理丧事上的人情味以及对红霞母子三人的体贴入微,百般善良,让人动心,也使得红霞爱上了他。而红霞虽然曾被腊宏这个杀人逃犯折磨成了一个不能说话的“哑女”,但仍然到腊宏坟前最后诀别,人物内心的善良与宽厚使我们有一种天高地阔般的感觉。

生活不能没有诗意,即便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也需要超于苦难之上的温情,如果一味被苦难压得抬不起头来,人将无法生活下去。而“文学之所以成为人类的一种伟大而不朽的精神现象,是因为在它的湛然深处,保存了对人类灵魂生活的理想境界的想象,或者具体地说,表现了一种纯洁而美好的心意状态和伦理境界”。[8]在底层文学的温情叙事中,我们所感受到的也许正是对这样一种境界的追求,它使读者在看到底层的苦难和畸变的同时,也看到底层的温情与诗意,人性的丰富与复杂。

 

[1]陈思和《浪漫·海派·左翼:〈子夜〉》,《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3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3]白浩《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

[4]邵燕君《从现实主义文学到“新左翼文学”———由曹征路〈问苍茫〉看“底层文学”的发展和困境》,《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5]李云雷《〈问苍茫〉与“新左翼文学”的可能性》,《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6]牛学智《乏力的温情叙事———对底层文学及相关作家问题的几点思考》,《当代文坛》2008年第3期。

[7]贺绍俊《底层文学的社会性与文学性》,《小说选刊》2007年第9期。

[8]李建军《混沌的理念与澄明的心境———论郭文斌的短篇小说》,《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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