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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学科视野中研究新文化运动
2022-04-15 来源:《社科院专刊》2022年4月15日总第600期 作者: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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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4月13日,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联合举办“跨学科视野下的新文化运动”工作坊。多位青年学者作主题报告。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袁一丹以“修身的脱嵌与重构——从晚清到五四”为题,重点关注晚清至五四时期“修身”从传统思想文化的链条中脱嵌并被重构的过程。她认为,晚清以降,小群体、社会、世界分别取代家、国、天下成为修身得以落实的新场域,修身的方式也因之发生变化。随着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制定,修身由日常生活中弥散性的一种道德实践,被固定为一种具有明确课时、学程、教法、教材的学科门类。这一学科门类不仅吸纳了理学家语录体的相关经典著述,还将重点并不在修身的传统学案、诗歌等文化资源重构为修身的实践指南。在近代名人日记以及互助社团的会议程序中,我们都能看到“修身术”的影子。尽管一度被趋新人士视为读经运动的附属物而置于新文化的对立面,但修身这一从传统文化脱嵌而出的片玉碎金,仍有成为当代中国文化重要拼图的价值和必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彭姗姗围绕“教育人还是教育公民——论五四前后教育宗旨的演变”这一议题,以江苏省教育会1916—1926年的活动为主线,以杜威学说所扮演的角色为辅线,重建“五四”前后教育宗旨的演变过程,分析其渊源与背景,阐明新教育宗旨及教育本义的不同内涵,探讨其与1923年后教育宗旨进一步演变之间的关联。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波以“烦闷的兴起:五四前后知识青年心态群像”为题,尝试跳出“五四”前后青年思想变化这一研究主轴,关注青年的情感变化,重点讨论烦闷这一情感在“五四”前后的兴起过程。他认为,新旧冲突的背景下,“新理想”与现实间的鸿沟,传统价值崩解后人生观上的困惑,爱情、社交上的困扰以及社会、经济层面的困境,是烦闷在“五四”前后兴起的主要原因。随着烦闷的普遍化,如何消除烦闷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作为青年消除烦闷的一剂良药的革命逐渐风行,进而极大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海兵围绕“佛化与新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股潜流”这一主题,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叙事之外,关注新文化与宗教革新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佛化与新文化以及革命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交叉、互动关系。佛化新青年积极主动将自身塑造为新青年的一分子,他们也像五四时期的一般趋新青年那样办报刊、组社团,积极修行、发起论战,讨论烦闷、革命、乌托邦等话题。佛化既是这类新青年投身革命的一种方式,也是这类新青年消除烦闷的一条途径。无论是在佛化社团的组织架构上,还是在乌托邦理想的建构上,佛化都与新文化彼此呼应,呈现着某种共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季剑青以“五四新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为题,梳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史,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他指出,大体上,20世纪80年代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文化维度;不少学者关注五四时期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对各政治派系在五四运动中扮演角色的研究因之展开;学术史、社会史的视野也先后被引入对“五四”的研究中,“五四”与现代学术转型的关系、“五四”兴起的社会条件、其社会改造运动的性质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就研究内容而言,五四思想中启蒙与救亡、传统与反传统的两歧性特征历来备受关注,引发了一系列争论。五四运动的广义、狭义之别,五四传统的诠释与建构,“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历史化等问题也是学者关注讨论的重点。此外,五四运动的地方史与在地化、“五四”的国内与国际反响等问题也都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目光。总体而言,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五四研究呈现更加多元、立体的特征,从上述不同领域和角度审视“五四”,相关研究仍大有可为。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对上述主题报告进行评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邹小站作总结发言,他肯定与会青年学人的问题意识与方法,以及工作坊这种可以带来有效、充分讨论的研讨形式,认为此次工作坊五篇论文看似题目不同,但在基本问题兴趣方面存在着一致性,都体现出研究者对五四时期个体生命与个体状况的关怀。同时,他也强调“五四”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主根源,晚清和“五四”的问题意识、思想、概念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代差,对于从晚清到“五四”之间思想议题、思想话语乃至概念的剧烈变动可予以重点把握。

  (王豪)

责任编辑: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