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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所杜翔: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纪念丁声树先生诞辰110周年
2019-04-26 来源:《社科院专刊》2019年4月26日总第477期 作者:杜翔(语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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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声树先生(1909年3月9日—1989年3月1日)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0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一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值此丁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纪念缅怀丁先生,学习丁先生的治学精神,对青年一代语言学者具有重要意义。

  语音研究班:播撒全国方言调查的种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扫除文盲、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是当时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迫切任务。丁先生自觉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同语文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努力为我国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1954年,语言研究所成立方言研究组,丁先生担任组长。

  1955年10月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用两年的时间,在全国开展汉语方言普查。为培养开展汉语方言普查所急需的人才,1956年至1957年,语言研究所联合教育部开办了3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培养了300多名方言初步普查干部。丁先生带领方言组全体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投入教学工作。当时丁先生夫人带着孩子还在美国,他在办公室里安一张床,每天早起晚睡,一天工作十几小时,与学员同吃同住,朝夕接触,不论时间,不分地点,不辞辛苦地为学员析疑解惑。他拟订方言调查规划,亲自编写讲义,创制方言调查的手册、字表、卡片等。这些学员学成以后,成为全国各省市方言调查的骨干力量,再去辗转传授,培养出一支精强的队伍,撒开了全国两千多个点的方言调查工作网,史无前例地获得方言普查的初步成果。当时为调查方言而制定的《方言调查字表》《方言调查字音简表》《方言调查词汇手册》等至今仍在使用,为此后汉语方言研究的蓬勃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58年夏和1959年春,丁先生带队到张家口、昌黎调查方言。昌黎调查为期半年,春节没回家,次年出版了《昌黎方言志》。

  《现代汉语词典》:给后人留下一份语言的史料

  1961年3月,丁先生担任《中国语文》总编辑,并接替吕叔湘先生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和词典编辑室主任(仍兼任方言组组长)。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国家语言文字发展和汉语规范化的需要,丁先生深感责任重大,从此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现代汉语词典》上,直至1979年10月生病住院。

  丁先生始终坚持语言研究密切结合语言实际。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单耀海回忆,丁先生曾说过:“这部词典忠实反映我们这个时期的语言,给后人留下一份语言的史料,就不错了。经过普遍调查,尊重语言实际,大家都这么说,就得承认它。”如吕叔湘先生主持编写的试印本中“自作自受”中的“作”注为阴平zuō,丁先生修订时一仍其旧。一些工具书把“叶公好龙”“大乘、小乘”中的“叶”“乘”注为特别音,“叶”不读yè而读shè,“乘”不读chéng而读shèng。丁先生详细考证词语的本源,认为这种改变字的常见音的方法,并无充分的根据(如北京“大乘胡同”的“乘”读chéng),因此《现代汉语词典》对这些字注为常见音。对那些读音存在歧异的字,丁先生也尽可能定于一音。如“吐蕃”,丁先生注为tǔfān。当时有人向丁先生说“吐蕃”一读tǔbō。丁先生说“蕃”读两个音已经够繁难了,不要再增加读者负担了。

  丁先生治学严谨细致,但并不墨守成规。《现代汉语词典》1973年内部发行后,有人提出“B超”“T恤衫”等这类已进入生活的词,如收入《现代汉语词典》该如何排序。丁先生大胆预测:西文字母与汉字混合的现象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和足够的历史沉淀,待将来这类词汇多了,可以单独排在一起。20多年后,从1996年出版的修订本开始的《现代汉语词典》历次版本辟出了“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丁先生的这一预测成为现实。

  寻求确诂:从不放过一切调查的机会

  丁先生常说:“获取知识,途径很多,而读书和调查是最重要的。”为了编好《现代汉语词典》,弄清每一个字词的音义,丁先生不分白天黑夜地阅读大量资料,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常请词典编辑室同志向有关单位或个人发信,亲友、同事以及门房收发员、炊事员等都是他请教的对象。

  据语言研究所收发员伍均仁回忆,为“挂号”一词的注释,丁先生曾亲自到收发室向他仔细询问挂号信的交寄过程。《白毛女》里有“玉茭子”(玉米)一词,但“茭”字读音可供查考的资料不多,丁先生曾向作家赵树理当面请教,赵树理说这个字读jiāo音,他这才放了心。为了火车“车皮”的释义,丁先生曾找到胡厚宣先生在铁道学院教书的大儿子反复询问了好多次。有时亲友去他家做客,他不多寒暄,总是赶紧拿出一些字来,问清楚为止。

  20世纪60年代初,鲁国尧拜访丁先生时曾听到丁先生谈编词典“名从主人”原则,他当晚就写信给丁先生,提供了应该遵循名从主人原则的两条资料。一是“溱”字,历来的字典都注zhēn音(《诗经》中有“溱洧”篇),而他家乡江苏省泰县溱潼镇的“溱”读qín。二是“栟”字,字典都注bīng音,可江苏省如东县栟茶镇的“栟”却读bēn。这封信的意见被吸收,这两个字音反映到1965年印成的《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并被以后各版沿用。

  甘为人梯:尽一切努力帮助青年人

  丁先生常说:“我要向一些老科学家学习,发扬做‘人梯’的精神。”为了培养语言专修科1954年毕业后新到所的青年学子,丁先生在语言研究所内开班讲授“小学常识”系列专课;1965年又开设音韵学讲座,为青年人开设音韵课,结合工作需要着重讲了反切。他每次课后都布置作业认真批改,还常对一些同志进行个别辅导。青年人当时工资低,买书有困难。他就经常买些书送给大家。书店里一时买不到的,他就把自己手头用的书拿出来送人。

  工作中丁先生总是放手让青年人干,亲自看这些同志编写的稿片,在编写实践中增长才干。单耀海回忆,有一次,丁先生把“宏”“弘”的卡片用别针分好,交给单耀海分析。单耀海通过大量的用例排比,拟订了单字义项及所带复音词条,丁先生一边商量一边修改。

  丁先生经常买字典等书籍给工友、服务员等,利用星期天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平。伍均仁17岁就在所里做收发员,高小文化程度。丁先生送给他《四角号码词典》,并经常买一些通俗易懂的书籍,教他背诵四角号码查字法口诀。在丁先生的鼓励帮助下,他上了文化补习学校,后来取得了高中毕业证书。

  丁声树先生一生的治学之路,就是“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的最好典范,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光辉榜样。

责任编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