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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共识谱写时代华章 共商国是同绘复兴宏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2019年03月18日 11:22    来 源:《社科院专刊》2019年3月15日总第472期     作者:

  建立国际发展援助与福利促进关联度指标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周弘

  国际发展援助是国家之间的财政转移,它既是外交战略工具,又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手段。国际发展援助的外交战略目标往往通过促进援助国和受援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来实现。2018年,我国成立国际发展合作署,这是我国在国际发展及对外关系领域中一次重大的机构改革,是向更加科学规范的国际发展合作政策及实践迈出的关键一步。

  当前,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改进国际发展合作,提升国际发展援款效用的正面参考。在此形势下,应抓住有利时机,综合我国近70年来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经验和成就,针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进一步定义和定位中国国际发展援助,占据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道德高地,成为该领域的思想引领者和话语创造者。为此,我提议,在进一步完善相关条例,积极筹备《国际发展合作法》(对外援助法)之际,首先建立国际发展援助与福利促进关联度指标体系。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确立国际发展援助与包括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在内的福利促进度之间的明确关系,有利于我国在该领域内的政策制定和对外形象,是具体落实习近平主席正确义利观的关键一环。

  第二,国际发展援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属性虽然是全球公认的,但是衡量标准却是缺位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指标中,至少有5项为社会福利指标,但是实现这些指标主要靠各国的国内政策,尚未与国际发展援助相衔接。需要制定一些能够为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尺度和标准。

  第三,目前国际舆论往往歪曲或误解中国是在通过国际发展援助攫取世界自然资源。中国关于平等互利的发展合作宗旨尚需提高说服力。建立一套国际发展援助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关联度的指标体系(以下简称“关联度指标体系”),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能够使我国的义利观更具有说服力。

  第四,“关联度指标体系”有助于提高国际发展援助政策和项目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提高发展合作的效率。设立科学的和可操作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是人类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也反映了人类对于发展性质的阶段性认识。而且,社会发展的过程不仅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也要求社会体系的改进。这就要求社会各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强调综合性协调性,采取包容性发展,实现社会的总体均衡。

  第五,“关联度指标体系”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发展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度。建议有关部门开展相关研究和实验,建立官方的指标体系,实验检测指标体系,占据主动以后,再推向国际。有了指标体系作为依据,可以用于检测和评估我国的对外援助项目,有助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并可以成为调整我国的《对外援助条例》并筹备《国际发展合作法》的基础。

  第六,建议以此为契机,开展其他涉外立法的调研工作,例如规范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用工制度和社会责任等。

  关于推进我国深度工业化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魏后凯

  在工业化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前提下,近年来人为“降低”工业地位的观点日益流行,中国工业产出和就业比重持续快速下降,服务业比重过度快速上升,呈现出全面、过早、快速的“过度去工业化”特征。尤其是西部地区,在工业化任务还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工业增加值比重急剧下降,工业就业比重低水平停滞不前。这种典型的“过度去工业化”将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从广义角度看,工业化是一个经济体现代工业产生和成长并发挥主要支撑作用的经济现代化过程。它是一个螺旋式转型升级的长期过程,大体可分为浅度工业化和深度工业化两个阶段。深度工业化主要是依靠创新驱动来提高工业质量和竞争力,从浅度工业化到深度工业化转型升级,是一个大国提升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和竞争力的必经阶段。在深度工业化阶段,尽管工业比重出现下降,但工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依然举足轻重。深度工业化阶段应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全面提升工业质量和竞争力,并把工业比重保持在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合理区间。

  当前,我国还远未真正完全实现工业化。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依然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继续推进深度工业化任重而道远。为此,要消除传统的理论和思想误区,重新审视工业化的重要性,实施深度工业化战略,避免和防范“去工业化”陷阱。为加快推进深度工业化,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抑制“过度去工业化”的倾向。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其工业化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即使未来中国达到高度工业化程度,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也将会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同时,我们应拓展工业化的视野,不能把人为降低工业比重、追求虚高的服务业比重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更不能把产业结构升级简单等同于提升服务业比重。在现阶段,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过度去工业化”的倾向。

  二是着力提升工业的全球控制力。要以城市群和大都市圈为重点,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步伐,面向全球竞争,突出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强化总部、研发、设计、先进制造、技术服务等环节,切实增强中国工业经济的世界影响力、国际竞争力和全球控制力,全面提升工业化的质量,实现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深度工业化。

  三是建立一批先进制造业新基地。要在中西部省会(首府)城市之外,选择发展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建立一批国家先进制造基地,并在资金、技术、土地供应、税收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使这些制造基地充分发挥要素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逐步形成一些新的先进制造业集聚中心。

  四是建立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要在粮食主产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以县城为依托,建立一批现代化的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促进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努力发挥新中国历史研究“培根铸魂”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张星星

  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发表重要讲话。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备受教育,备受鼓舞,深切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关怀和重视,深切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殷切期望、要求和鞭策。

  习近平总书记对学习研究新中国历史高度重视,多次强调要学习国史、知史爱国,要把学习党史国史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修课。他在这次讲话中又强调:“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这对加强和深化新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要与时代同步伐,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新中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建立起来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历史凝聚着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脉相承的持续探索。加强新中国历史研究,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修史治史的优良传统,也要借鉴国外历史科学的有益经验,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从新时代的高度总结和阐述新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坚持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的根本立场。新中国的70年是党和人民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的70年,是发生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70年,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历史奇迹,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要充分反映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历史主流,维护国家发展历史的荣誉和尊严,维护人民奋斗历史的荣誉和尊严,坚决抵制和批驳丑化领袖、抹黑英模、歪曲历史、唱衰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三,要以精品奉献人民,就要在学术创新基础上引领学科发展。扎实严谨、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是学术精品力作之生命力、说服力、影响力的重要基础。要推出新中国历史的学术精品,就要加强对档案史料、文献史料、影像史料、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分析,提高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综合思辨能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忠实记述历史,坚持秉笔直书,注重构建信史,增强新中国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积极弘扬主旋律,充分展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深刻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第四,要引领社会风尚,就要转变学术传播理念、创新传播方式。要在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等传统学术传播方式基础上,积极掌握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媒体传播技术,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学术传播受众在需求、选择、认知、接纳等方面的新特点,转变传播理念,创新传播手段,改进学风文风,提升传播效益。要主动适应新时代的传播特点和规律,有效利用影视、多媒体、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兴传播方式,把握群众思想脉搏和知识需求,推动社会科学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新中国历史研究、宣传和教育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承担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科学揭示当代中国伟大创造的历史规律,全面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学术研究要更接地气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郑秉文

  3月4日这天,我非常幸运,也非常高兴。我的座位紧靠过道,下午散会后,工作人员让我们靠过道的委员离开座位,站起来形成一个欢送的小夹道,习近平总书记一路走来,与夹道边的每一位委员都亲切握了手,包括我。

  习近平总书记一个多小时的讲话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一多半的时间是脱稿侃侃而谈的,还亲切地与委员进行现场互动,气氛十分热烈,话题非常广泛,涵盖文艺和社科两大领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时指出,文艺和社科领域的创作一定要“正本清源、守正创新”。

  我理解,所谓“正本清源”,对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来说,首先要记住我们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研究“市场经济”过程中,一定要记住“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两个限定词,这是研究市场经济时应正本清源的地方。所谓“守正创新”也存在着辩证关系,就是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守正是指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牢记我们的国情和民意,但同时又千万不能忘了“创新”二字。创新,首先是指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所有机制、体制、要素、规律等,我们不要盲目地排斥,而应为我所用,要结合“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基本国情最大限度地实施对外开放,并且开放的门应越来越大,创造性地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经验运用到我们的改革事业当中。归纳起来,我理解,吸收外来、不忘本来、展望未来,这就是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本来含义,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铭记的一个道理。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主要有两点感受:第一点感受是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这段话分量非常重。第一个任务是为时代画像。我们有幸赶上了新时代,那么,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为新时代进行画像,准确描述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第二个任务就是为时代立传。我们作为40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如何立传、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第三个任务是为时代明德。就是将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升华到理论层面,这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二点感受最深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这“四力”。这对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具体要求,就是要迈开双腿走出去,到基层调研、做社会调查;要善于看到问题、发现问题,抓住本质和重点;要把看到的、发现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专业基础知识进行对策研究,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把思考的成果变成精品,为时代提供精品研究成果,以便于我们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总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非常重要,是继2015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讲话,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未来,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用“四力”来指导我的工作,在提案选题上、对策研究上、基础理论研究上,紧贴中国现实,更接地气。这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

  关于将日文版优秀期刊《人民中国》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评刊体系的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高洪 全国政协委员、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 王众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宋敬武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徐善宝

  当前中日关系持续改善,为了进一步消除日本公众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误解与疑虑,亟须通过中国政府主办的日文优秀期刊,对日本社会各界讲好有深度、高水平的中国故事。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行日文刊物不仅种类稀少,而且定位于“日本大众了解中国的普及读物”,很难适应今天外交和外宣工作的实际需要。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参考了中宣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提案选题参考题目》中之(10)“加快建设社科外文版优秀期刊,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意见,建议通过中宣部批转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评价体系的方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有外文期刊评刊工作基础上,将国家外文局下属日文全媒体刊物《人民中国》纳入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的外文期刊评价体系,使其成为中国专家学者对日本发挥影响的高端平台。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由中宣部相关部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文,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研究院评价体系在原有英文学术期刊评价工作外,将外文刊物等级评定工作的语种扩大到日文优秀期刊,并尽快组织力量对《人民中国》进行等级评定。

  第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评价体系,以中央精神为指导,结合新评价指标类型,设计新期刊评价指标。针对《人民中国》的特殊性质,以及我国“走出去”战略中对日外宣工作的实际需要,适当放宽学术类核心期刊的评刊标准。把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就英文期刊做过的“自采数据”“第三方数据”,以及“编辑部提供数据”的三项标准,修改为“符合党和政府对日宣传工作方针”“高水平、有说服力的学术外交专文”“帮助日本读者正确理解中国”的三项新评价标准。相关的影响因子、转载量等定量评价指标也须按照相同原则处理。

  第三,在《人民中国》的等级评定中,争取将该期刊评定为高于“入库期刊”的“核心期刊”,以确保扩大稿源和吸引高水平作者的高质量稿件,从根本上消除日文版优秀期刊发展的障碍。

  第四,《人民中国》编辑部要继续努力提高政治站位,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在设计、采写访谈、组织稿件等方面下功夫,增加“走出去”战略专家学者投稿比例,积极主动地为国家外交大局服务。

  关于制定考古工作野外津贴规定的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袁靖

  考古工作对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考古工作涉及大量野外作业,在野外调查和发掘过程中,风吹日晒,工作条件十分艰辛,长期的野外工作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影响。考古工作者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骨干力量,在长期的野外工作中作出较大贡献。考古津贴是保障考古工作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

  1984年,劳动人事部出台《关于文物考古职工实行野外工作津贴的意见》,规定全国文物考古系统从事普查、测绘、发掘工作的职工,参照地质普查、勘探津贴标准领取津贴。2006年,人事部、财政部、文化部联合制定印发《文化事业单位贯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再次重申文物考古系统从事普查、测绘、发掘等工作的人员,继续按照劳动人事部1984年文件规定领取考古津贴。

  因国家从未针对文物考古工作出台专门的野外津贴规定,各单位在津贴发放过程中无法可依,由此造成各省、市、自治区的科研、教学机构在发放津贴过程中,情况各异,出现一些问题,如质疑考古津贴发放及标准的合法性;曲解考古津贴的概念;错误理解考古津贴性质;没有认识水下考古、科技考古的特殊性。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除了要不断强调学习老一辈学者献身国家的考古事业,努力做好工作,提高思想认识之外,还应从法规上、制度上为做好考古工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顺利发展建立有效保障。这里提出四项建议。

  一是国家制定统一规定。由国家人社部、财政部和文物局参照地质勘探、交通运输部门野外津贴制度方式,具体针对考古工作,联合制定野外津贴规定,明确津贴发放的标准,使这一制度有法可依。

  二是面向全体考古人员。考古津贴针对文物考古单位职工在从事田野考古、水下考古以及现场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期间发放,发放对象也包括考古单位长期聘用的专业人员。

  三是明确考古津贴性质。考古津贴从考古项目经费中列支,不纳入单位人员绩效工资总额,不受单位人员薪资总量限制。在考古机构所在地开展考古工作,按照工作类别领取津贴。考古作业期间的差旅费补助等,仍按中央和地方有关规定执行。

  四是特殊工种特殊对待。相关规定应照顾水下考古、科技考古等门类人员的特殊工作条件。针对潜水工作、远海海域作业,接触化学药品、处于放射性环境等特殊情况,制定具体标准。

  关于为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制定国策的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俞金尧

  一胎生育政策虽然已结束,但影响是深远的。独生子女的父母们无私而伟大,他们服从国家大局,牺牲了家庭利益。明年是《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40周年,建议为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制定系统的国家政策。《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继续对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进行“奖励扶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扶助制度”。这些规定为在国家层面上制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时,将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作为重点内容。

  二是在编制更长时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要更加关注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从中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集中在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上。相应地,对老龄化的工作重心也应着眼长远,解决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

  三是尽快将地方探索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经验转变为国家政策。在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实践上,地方已先走一步,例如,一些省份出台了独生子女护理假,社会反响良好。但有一些实际的困难,仍需要通过国家层面来解决。

  四是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的国家政策应是全国统一的基础性政策,农村居民不应受到歧视。在统一的国家政策基础上,国家应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更加优待老年的独生子女父母。

  五是特别关注失独父母的老年生活。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失独老人,政府应购买护理服务。社会关注失独老人,政府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关怀尤其要体现在这一群体上。

  六是老有所依要落到实处。国家应要求所有城市(包括北京、上海)为已到退休年龄的独生子女父母投靠子女,办理入籍、落户,并解决他们在落户地的住房、医疗、社保问题。

  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制定国策,不忘初心,政府有责,社会期待。

  关于“大学语文”课程改革的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王灿龙

  一直以来,国家对大学语文教育非常重视。但是,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的汉语写作水平不高,文理不通、表达不顺的情况较为常见,甚至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存在语言表达错误的也绝非个别。无论是从正常的工作需要来说,还是从日常生活应用方面来看,这个问题较大学英语四、六级不通过或计算机基础考试拿不到证书要严重得多。

  据了解,目前“大学语文”课的教学效果不佳,没有达到最初设置这门课程时确立的目标。在不少学校“大学语文”课已经流于形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学生对“大学语文”课重视不够,“大学语文”课的教学过于僵化,做不到因校制宜、因材施教,跟不上社会的经济、教育、文化等发展的需要,学校和教师面对存在和出现的问题茫然无措,等等。大学语文课目前的教学状况亟待改变。

  要加强大学语文课的教学、提高大学毕业生的中文阅读写作水平,就有必要对“大学语文”课程进行改革。现提四点建议。第一,修订教学大纲。新大纲要根据当前社会现实和需要对“大学语文”重新定位,对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提出的原则性要求宜粗不宜细。允许甚至倡导不同院校、不同专业在阅读材料、文本或写作文体等方面结合自己的实际自主选择和决定,鼓励多元化教学。第二,调整课程内容。“大学语文”原先的教学内容需适当调整。大学语文课不是中学语文课的升级版,也不是大学中文专业课的压缩版,不能简单地移植中文专业的部分课程内容。重点应放在阅读和通用写作方面,注重中文实用能力的训练和培养。第三,设置独立的教学部门。该教学部门与其他教学单位一样,有自己的义务和权利,负责全校的“大学语文”课程,以改变目前由中文系或文学院指派教师授课的情况。第四,建立新的考评机制。对专任教师的考评要有一套新的标准和方法,不能简单参照中文系或文学院对教师的考评标准和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语文课的教师是通才,因此,避免以专才的标准来衡量。在职称和评优等方面要进行政策照顾,激励和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此类教学岗位。

  如果认为改革难以立即启动或一步到位,则可以选择有条件的高校先行试点。试点的同时可由有关部门牵头进行调研,为实行全面的“大学语文”课程改革进一步了解情况,摸清底细,做足准备。

  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钟瑛

  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并且提出要发挥财政投入对改革的引导作用,从而加快推进农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我国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就是要立足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稳定粮食生产、推进结构调整、推进绿色发展、推进创新驱动、推进农村改革。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势头良好,但在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抑制农业供给侧的改革进程。主要问题有: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反复重申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并提出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利用财政手段实现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创新财政扶持农业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模式。首先,设立农业经济发展专项基金,利用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扩大农业产业过程中财政融资的杠杆作用,降低农业企业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农村企业“融资难、门槛高、手续多”的难题,保障农业经济的发展。其次,构建多元化财政融资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农业供给侧改革中,降低政府财政压力。同时,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农业经济发展中,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有利于绿色农业的发展。最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扩大农业补贴试点范围,加大对新型农业主体发展和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扶持力度。

  二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向。首先,要进一步聚焦支农项目的重点领域,提高财政项目的指向性和精确性,优化农业供给侧改革项目的整合,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的投入力度,形成农业领域的“产学研”科技创新体系,集中对粮食、花卉苗木等农作物的品种繁育和新产品开发,通过先进的农业技术改善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抗风险能力。其次,加大力度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通过财政补助和其他优惠政策,集中财力带动发展势头好、有潜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农业领域的龙头企业,同时建立利益共享的合作模式,如“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降低各自所承担的风险,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最后,重视加大对“互联网+”农业发展模式的支持力度,以地方优势农产品为依托,利用新兴的“互联网+”农业发展模式,在国内甚至是国外推广,增加其知名度,使收入增加。

  三是持续强化财政支农资金管理。首先,构建支农项目的申报平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打造统一的农业项目申报管理平台,以财政支农预算编制为出发点,动态追踪管理财政支农项目资金过程的使用,全过程监管资金流向,杜绝重复或多次申报现象,形成财政支农项目申报的良性循环。其次,对于财政支农资金要使用反馈机制,优化资金分配流程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强调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过程导向,对支农项目中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增加项目绩效评价高的资金投入,提高农业相对投入产出效率,真正发挥出财政资金聚集效应,推动农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解除量化指标束缚 助推尖端学术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宁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创研究的薄弱,严重制约了尖端学术突破的产生,对我国在世界科学竞争中的实力和地位,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尖端学术突破,需要多方合力,而加快改进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量化和指标化的不合理评价方式,尤其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我国的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是追求尖端学术突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力军。然而,当前的学术评价体制未能充分关注尖端学术发展的特殊需要,普遍采用量化和指标化的考核评价方式,对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束缚尤为突出。片面量化和指标化的评价方式,伤害最大的就是尖端学术研究。尖端学术突破来自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研究,思考周期长,涉及问题重大而复杂,绝不能追求“短、平、快”,绝不能用片面量化和指标化的方式来评价管理。特别是学术创造力最为旺盛、有实力冲击学术尖端的中青年才俊,现在深陷各种量化指标的考评中,很难保持学术定力,这种现象严重制约我国尖端学术突破的形成。目前,我国已成为“论文大国”,但尖端学术与建设创新大国的目标还远不相称,基础研究和原创研究的短板亟须弥补,对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量化指标松绑”尤其紧迫而必要。

  尖端学术研究尤其需要宽松的氛围以及富有自身特色的发展环境,现行学术评价的集中性和统一化,对此的束缚也极为严重。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需要更宽松的氛围,在尊重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形成千姿百态的学术高峰。

  在国家大力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应尽快采用分级评估,为一流高校特别制定更适宜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有效促进一流高校的尖端学术研究,推动国家创新战略的加快实施。针对一流高校的评估建议如下。第一,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36所单独制定更为合理的评估标准,考虑到制度改进的复杂性,可以先从前几轮学科评估中综合成绩排在前几位的大学入手进行试点。第二,对一流高校的评估,应主要采用国际国内同行评估,淡化论文数量、项目数量的指标权重。要让“双一流”高校与国际一流大学进行对标,参与国际竞争。第三,对于一流高校的评估,建议有更长的时间周期,从目前的4年一评,扩展到8年一评,给一流高校更多时间从容发展,充分形成自身特色。第四,取消学科评估中在读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发表统计。统计在读研究生的论文,会助长学生在读期间追求多发论文的浮躁学风。应当营造鼓励研究生潜心学习的学术氛围,为冲击学术尖端培养越来越多的一流人才。

  建设“南岛语族文化博物馆”意义重大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王巍

  “南岛语族”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主要分布在海岛上的庞大族群,人口约2.7亿。这些生活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居民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一直是国际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和考古学界十分关注的重大课题,也是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学术问题之一。目前,主要观点有越南起源说、中国台湾起源说、菲律宾起源说等。在这一学术问题上,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十分薄弱,因而中国大陆学者一直处于没有发言权的窘境。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各地考古机构,在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特别是在海南省东南沿海地区的陵水县和万宁县南部一带持续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并对几处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揭示出这一区域从距今6000—3000年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发展序列。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我国东南沿海,尤其是海南岛东南部,极有可能是南岛语族及其文化的起源地。我们的考古资料正在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在了解我们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后,倾向于同意我们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南岛语族起源”问题不仅是国际学术界的学术课题,也与当今国际政治及我国南海权益密切相关,涉及南海战略和国家安全。2018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同与我国建交的太平洋诸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时发表的主旨讲话中,强调双方要把握机遇、共创未来,携手开创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海南岛部分地区,特别是陵水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是“南岛语族”文化发源地重要考古证物,是海南文化不可多得的,并且在目前是具有唯一性的历史遗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2012年2月至今,对海南省境内的古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挖掘的出土文物十分丰富,足够支撑一个专题博物馆的展出陈列。从文物保护和利用角度,建设设施完备、科技化、现代化的南岛语族博物馆和考古研究基地的时机和条件都已具备。特别是当前海南正在推进“实验区+自贸区+国际旅游岛”建设,陵水县被确定为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目前,海南岛缺乏吸引人、教育人的文化旅游设施,这成为海南岛旅游一个十分明显的缺憾和短板。在陵水县建设南岛语族文化博物馆和南岛语族文化园恰可以填补这一空白。与此同时,打造南岛语族文化国际研究基地,可以成为国际研究南岛语族文化的中心,让国际学术界更加直接地了解我国近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使我们得以掌握南岛语族起源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为助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提升国际影响力尽一份力量。

  目前,考古研究及投资方已形成了总体规划方案,并与国家大型央企就建设投资规模达成共识,保证项目落地,南岛语族文化园项目建设周期为7年。建议海南省政府把此项目列入海南省2019年建设规划、海南省2019年重点项目目录,积极支持推进。让南岛语族文化博物馆和考古研究基地以及南岛语族文化园成为海南及陵水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文化名片,成为海南文化旅游、美丽乡村建设的亮点。

  依托学科化推动传统文化实现“两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王震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等。那么,高校究竟应如何做才能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实现“两创”?

  我认为,关键在于传统文化的学科化。以炎黄文化为例。炎黄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初始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炎黄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许多困惑。比如科研与教学脱节,科研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等。

  面对这些问题,信阳师范学院的做法是依托学科化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信阳师范学院于2017年12月成立炎黄学研究院,并从2018年9月新学年开始,以大学本科二三年级必修课的方式开设了“炎黄学公开课”,也在着手编写《炎黄学概论》作为教材。这是把炎黄文化研究“升级”为“炎黄学”,要用“学”来梳理出学术界关于炎黄文化的基本脉络和科学体系;依托“学”,推动炎黄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在“学”的旗帜下建立起文化自信与自觉;也是落实两办提出的“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和“公开课”的有益实践。信阳师范学院把传统文化学科化的做法,使教与学、教与研有机统一,使炎黄文化研究真正进入高等教育课程体系,迈开了把传统文化从“学问”之学转为“学科”之学的坚实步伐,推动了以炎黄学为代表的国学学科化进程。

  在此,我认为其中有些经验值得借鉴,也值得推广。一是炎黄文化进课堂,变“学问”为学科,从大二开始授课,适合大学生已有的知识准备,遵循了大学教学规律。二是各高校应把传统文化纳入“优势特色学科群”。三是作为一门学科,必须有教材,各校应因地制宜,编写类似《炎黄学概论》这样的教材。四是在师资上,第一步在全国层面实现高端的教与研的有机统一,第二步是要解决师资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五是教法改革。第一,公开课在讲授前举行集体备课会,课程结束后进行总结讨论。这样可以设计出该课程的学科体系及各位授课教师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第二,授课教师在课堂上需有意识地作学术史的梳理和阐述,还需要在讲课中体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也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此启示学生如何做学问,也可极大地提高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公开课的兴趣。第三,传统文化有精华亦有糟粕。课堂上既要阐述那些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素养,也要分析那些具有历史局限性或已被实践证明应该淘汰的部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都有待于学科化。依托学科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两创”,信阳师范学院在全国先行了一步,这些经验可供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厅参考。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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